康宁药房
康宁药房石家庄市区店位置
位于石家庄市中山路的“康宁药房”，是石家庄的“老字号”药房之一，它的前身是解放前创立的、曾经远近闻名的 “普惠大药房”。
普惠大药房于1926年春初开业，经理何轶尘、副经理何子丰，经营到1956年全行业公私合营，计有三十年的历史。
普惠药房创始人何轶尘，原籍河北省正定县南高家营村人。从私塾考入正定县第七中学第一期免费就读。毕业后又考入日本人在天津举办的第一期军医大学，时间是在民国初期，主要是研究火药科目，毕业后就参加了北洋直系军阀第一师蔡成勋部队当司药官，蔡曾授予何轶尘二等文虎章、六等司药证。当时军阀混战，蔡成勋部后在江西被方本仁击溃，何轶尘即携家属返回原籍正定县南高家营村。由于何轶尘从事医药事业有年，积累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回原籍后，即与多年在一起有“总角之好”的宗侄何子丰研究规划，在亲朋好友的支持下，共集资现大洋二千元，在石家庄同乐街(即现在的民族街)，东头路南开创了普惠大药房。这是石家庄由内行人创办比较正规的第一家药房。
何轶尘原为药剂师，当时他感到农村缺医少药，于是便精心研制西药小成药，在华北区推广，此举是西药业一个起步，也是西药业在广大农村一个创举。
药房是合资企业，资金当时为银洋二千元。其股东计有何轶尘、魏敬宇、李敬轩、何子丰、李××等人组成，并订立了股东会议制度。
经营内容：主要为西药。如西药原料，中外驰名的丸散膏丹，医疗器械，卫生材料，各种注射剂及酊水等五大类。并自制西药小成药六十余种。其货源大部由上海、天津采购、少数直接向外商订购、药品齐全，应有尽有。
生意经营规模，以零售兼批发，设前店后厂，自制成药。面向厂矿企业、医院诊所和广大农村。除销华北地区外，还远销东北、新疆、西藏、广东等少数地区。并设立太原、安国、辛集、邢台四个分号。每个分号设主任一人，业务员一、二人。在邯郸以凌云药房为主设经销处，专为推销自制的成药。部分县及村镇的中药铺，都作为自制成药的代销处。每种成药都印有标价，按标价出售。帐目结算分为三节(端午节、中秋节、春节)预算，年终总结算。按标价销售药款达百元以上为五扣；不足者为六扣。安国县以每年四月、十月两个庙会期结算。未销售的作为下年度再算。
普惠药房自制成药采用袋装，计有感冒奇效散、立止腹疼散、提补止泻散等六十余种。以“人心”作为商标，已有二十余种在当时南京政府注册。成药的优点是：价钱便宜、服用方便、效果显著，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总之，普惠药房新制的成药，在华北地区广为推销是一个创举，这就为西药在广大农村开拓了广阔的道路。
西药创办难。凡是每一件新事物的起步与发展，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尤其是西药方面。当时，农民对于西药，基本上没有认识，再加上多年来外国帝国主义者欺压中国人民的历史原因，如：鸦片战争，八国联军进北京、五口通商，割地赔款等等，中国人民是记忆犹新的。听说是西药，就有一种反感。农民们说：“外国人没有好心眼，吃了西药就会断了后”。因为有这样的思想基础，所以在开始创办西药是有很大困难的。如：在祁州(安国)庙会上，就有不少的中药商，听说是推销西药，根本就不让我们的推销员进他们的下处(即住处)，有的即不理睬你，更有甚者，就把你轰出去。我们的推销员在农村推销时，当时也有这样的情况反映，这说明推行一个新事物是何等的艰难啊!
普惠药房于1926年开业时，是药房兼治疗。经理，副经理都兼治疗工作，并聘请何歧山医师协助，有店员四人维持业务。经过二、三年之后，少有基础，何轶尘放弃了治疗工作，专门从事成药研究，面向广大农村。这一转变，不仅营业得到发展，而西药在农村也逐步推销开来。首先以近郊区、县及祁州药材药铺集中地为对象。逐步推广到华北广大农村和县城。由于生产销路不断扩大，取消了治疗，改为前店后厂。
“七七”事变前夕，增添了制片设备，制造几种片剂如阿斯匹林片，苏打片等等，深受群众欢迎。开始时各代销处都是免费赠送让其创牌推销，各代销处非常满意。不论是代销成品，或是现购自制成品，如有残破的、潮湿的，一律更换新成品。以维护药房信誉，使推销者不受丝毫损失，双方都有效益。这就为普惠药房的自制成品在广大农村迅速发展，奠定下良好基础。
何轶尘为了提高职工业务素质，将原料性质，按英文字头如ABC等书写成册，简要说明药性，内服、外用，用量、谨记等。并为每个职工购买了初中英文读本，在业余时间定期上课学习，以使职工提高经营西药的文化素质。他还提倡职工每日早晨到野外进行体育锻炼。当时职工们称他为好经理。
普惠药房业务发展最好时期是“七七”事变前夕，当时业务人员包括外地四个分号，计有十五、六人，制药工人有四十人，总共达五十余人。每日业务、生产十分繁忙，更由于代销处多，客人往来不断，少时有一、二个客人，多时达七、八个客人。不论大小客商，一般都吃住在药房，就是各县镇小医院的采购员，凡熟悉者都视为宾客，给予热情地招待。这是普惠药房繁荣昌盛时期。
普惠药房的规章制度。何轶尘是个高级知识分子，又是军队出身，社会交际较广，较为开明，这和传统的商业规章，少有不同。工资福利待遇，在当时物价稳定的条件下，经理月工资十五元，副经理月工资十元，职工最高月工资五元，学徒工无工资，每年年终赠给，第一年五元，第二年八元，第三年为十元多些，三年为满，作为正式职工。职工吃住都在药房，生活条件比较优越。职工大部分是本地人，三、四个月可请假探亲三、五天，特殊情况例外。凡是职工家属来者，吃住方面企业适当照顾。职工每月理发、洗澡各两次，由企业负责。由于普惠药房经常与外国商人来往，衣着样式与旧商人不同，光头少，蓄发的多。因而当时商人们说：“洋药房，有洋气”。
“七七"事变后，华北人民遭到极大的灾难，自然普惠药房也不例外。尤其是自制成药都是代销品，发往各代销点价值数万元的药品，除极少数付款外，绝大多数已无有指望，损失是极为惨重的。在日本军侵入石家庄的前夕，何轶尘看到形势不好，开了一个全体职工大会，阐明局势。并提出每人付给二、三十元的遣散费遣返回乡，各谋生路，只留二人看守。同时，将原料及贵重药品成装了数十箱运往井陉矿区亲友处，随后职工各奔前程。何轶尘偕同全家老小，逃往井陉避难。日本帝国主义者侵占太原后，何轶尘由井陉回到石家庄。此时，有数名职工回来，于是派人到井陉将所存的药品运回，用仅仅保存的这些商品维持营业。“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就这样在日本鬼子铁蹄之下，提心吊胆维持生活。只要是夜里听到皮鞋声响，人们就心神不安。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1939年春节前夕，大祸临头，日本宪兵队以供给八路军药品为借口，先后将主要负责人抓到宪兵队，有何轶尘、李瑞峰、刘香久、丁廷珍、李守义共五人，还有来石办事的束鹿县玉盛居乔掌柜。这些受难者惨遭酷刑。如灌凉水，汽油烧，棍子打、铁条烫等等。经过四十五天的折磨，才得以死里逃生。事因是：石家庄被日寇占领以后，束鹿县辛集乃解放区，辛集分号未撤销，当时八路军领导吕正操、杨秀峰与分号联系，需要大批药品．并捎来药品名单。经理何轶尘说了“抗日救国，匹夫有责"，决定将所需的药品用小车如数运去。事情泄露后，何轶尘将分号撤回。再没有与八路军联系，这是事实。在此期间，普惠药房又失火，并将在企业的职工们全部扣压在警察局，药房也被封了门。事件发生后多方托人花钱，才幸免于难。旧历腊月二十三日全体人员才被释放出来。使人们感到幸运的是过年能够和家人团聚。
普惠药房人事变化，共有三次。一是1932年经理何轶尘与副经理何子丰相互争权夺势。何子丰认为大部职工是自己的亲信，想把何轶尘排挤出去，事被泄露后，何轶尘不动声色，但在暗中与股东商议，揭穿何子丰的阴谋，突然召集了股东会议，会议上果断地将何子丰及其亲信七、八人全部开除。其二是1939年年终，全体职工有的从宪兵队，有的从警察局刚释放出来，何轶尘即借口生意无法经营，将有功劳的职工辞退，其余大部职工认为这些人刚从宪兵队出来，身体尚未恢复，这样做于理情不合，极为不平，于是也弃职不干了，他们都愿与李瑞峰等同甘共苦。另行组织企业，这次仅剩下二、三个学徒工。再次是1945年何轶尘借口物价上涨没有盈余不分红，劳资矛盾尖锐、直至决裂，全体职工辞职。后面两次事态比较严重，致使普惠药房的生产经营形成瘫痪状态。
普惠药房资金性质的变化。普惠药房原来是合资企业。1932年何子丰被开除，清退了股金。之后，何轶尘想把企业成为个人独资，所以他历年间陆续将他人的股金，退还了各个股东，最后他的目的实现，成为他独资经营的企业。
何轶尘经理在企业内，对职工生活上不拘小节，但在大的方面是极为重视。比如，年终结算时盘点货物打厚成的做法是：无论是原料还是外来成品，按来价一律六扣，自制成药按倒四六计算，然后再按倒二八计算。每价值一角钱的商品，左折右扣只剩几匣钱，厚成之大可想而知。分红是三年一次。比例为80％为资本所有，20％为经理和职工所有。在经理和职工应分的20％当中经理又占18％，这样除经理外的职工仅占20％的十分之一，这显然是微乎其微的。
1945年普惠药房聘请了王昆山为营业主任。他到企业后，领导有方，充分发挥了经营管理上的技能，为企业兴旺发达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他为企业的前途和发展，建议迁往中山路，经何轶尘经理审时度势，权衡企业实力，采纳了他的建议，迁到中山路继续经营。
1947年石市解放后，普惠药房在党和国家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政策指引下，积极生产经营，使企业得到发展与繁荣。普惠药房在解放后数年间，对工商联组织一切政治活动，都是由营业主任王昆山参加，回企业后及时向经理何轶尘传达贯彻。何也因此认识到企业的前途，掌握了自己的命运。于1956年年初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时，与全市工商业者一道参加了公私合营。国家对企业的全体职工都予以适当安排。当时经理何轶尘已年过七十高龄，作为医药业董事，每月发给五十元的车马费，得到很好的照顾，这在公私合营企业中，是仅有的一例。
普惠药房的名称，在文革期间改为东方红药房，之后，又改为康宁药房一直延续到现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