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致敬河北文艺力量｜徐光耀：我现在还在写

·开栏的话

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

河北自古人文根深基厚，星光璀璨。为推动更多河北文艺名家走进全国公众视野，助力河北构建“老中青梯次衔接，省内外交相辉映”的文艺人才格局，由河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河北日报报业集团共同主办，河北日报文化新闻部、河北新闻网、燕赵都市报、河北省文联文艺宣传中心、河北省文联组联部联合承办，河北邯郸丛台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独家冠名的“名家 致敬河北文艺力量”全媒体系列访谈活动，近日启动。

今天起，我们将陆续推出“名家 致敬河北文艺力量”系列访谈报道，对话30多位河北文艺名家，讲述他们的故事，分享他们的艺术创作经验，以期充分发挥文艺名家的示范引领作用，扩大河北文艺名家的全国影响力，助推河北文艺事业创新性发展。

· 记者手记

徐老不老 奇迹赓续

老人坐在紧靠南窗的椅子上迎接我们的到来。

到医院疗养有段时间了，老人身体并没大碍。神完气足，容颜虽老，风采犹在，依然本色，你脑海里会立即浮现出当年那个十三岁参军的小八路的模样。

老人身上有诸多传奇：新中国第一部长篇小说《平原烈火》出自他之手，逆境中创作出家喻户晓的儿童文学经典之作《小兵张嘎》，新时期完成了震撼知识界的具有思想史意义的《昨夜西风凋碧树》，从1941年开始写日记，写了八十年，至今未曾中断……

老人让我们想起曾经采访过的老人的知友孙犁先生。不同于孙犁先生的是，老人更深地被时代的清流浊浪裹挟过，更加直接因而也更加痛彻地感遇了其中的荣与辱，浮或沉。

一路下来，小兵变成老兵，老人已然把生命活成传奇。

手中笔如手中枪。老人始终未曾放下过手中笔。老人写日记，也写毛笔书法。老人写的一手隶书，恰如其人，也是神完气足，一派烂漫。

抒写传奇的老人，就是九十七岁的当代著名作家徐光耀。

刘学斤 毛雨禾/文

徐光耀：我现在还在写

“十大本《徐光耀日记》沉甸甸哩，价值不亚于徐老那几本书。现在还写吗？”

“还在写。”

“还在写呀？”

“还在写。”

处于疗养状态的徐老暂时把“家”搬到了东风路，河北省第八人民医院十三楼一间病房。

九十七岁的老人坐在窗前的椅子上，目光烁烁，思路清晰，回应着我们一个又一个问题。

历史的足音，掀动思想的风暴。

写日记的念头

记者：徐老的文字生涯，可以说是起于日记，最早写日记的念头是怎么来的？

徐光耀：我这个穷孩子当了兵以后，很要求上进。那时候还时兴旧社会一句话：干事要想法子当个一官半职，我就有这么个思想，在部队里好好干，争取当个一官半职。所以呢处处表现比较努力，工作努力往前跑，1938年7月当兵，12月我就入了党；那时候入党不像现在有年龄限制，你表现好，是积极分子，起骨干作用，就可以入党。当然，朴素的说法就是共产党是替穷人翻身闹革命的，是要解放全世界的，是在打败日本之后革命不算完成，要接着解放全世界的。

我是1941年开始写日记，那时候老百姓慰劳军队，有这么大一个小日记本，我们连里分了好几本。我在连部当勤务员，我就抢了一本搁起来了。这个日记本呢非常宝贵，因为当时找一张纸都很困难。这么漂亮的一个小日记本，我说“这干什么呢？我写日记吧”，就开始在上面写日记。我那时候又年轻又幼稚，写的日记都是非常琐碎。我们旅长叫王长江到锄奸科，我在锄奸科当干部，他到锄奸科突然翻开了我的日记看了看，笑话我，“小鬼，你把那花了一毛钱，买了一毛钱的花生也记在日记上。”我说，“一个月才发一块钱，使了十分之一买花生，这是件大事。”旅长王长江哈哈大笑，他觉得太孩子气了。从那以后，五一扫荡的时候，我把这个日记本藏到一个老百姓家里头茉莉草花里头了，结果日本鬼子走了以后呢，我再找那本日记找不着了，从此丢掉。丢掉了之后，到了1944年，我们打了一个小胜仗，去敌人据点，一个伪警察所长叫我们围住了，而且活捉了。我那时候当特派员，有权力来搜他，看他身上有什么重要文件，有什么武器。我把他一搜，搜出他的一本日记来。这本日记打着宁晋县的大印，有他的照片，还有他的年龄籍贯，还有他只写了两三句的日记，日记说“某月某日随皇军出发讨伐”，就这么简单。我就在他的日记后头接着写我的日记，那个时候已经是1944年了。从那个时候起，一直到现在，日记没断过。有点意义吧。

记者：这不亚于那些文学作品。

徐光耀：你们鼓励我。那倒是多少反映了时代的印记，也写了我这个人怎么一步一步地长进的。

记者：据我们掌握的信息，像你这样写日记的作家，在当代找不出第二个。

徐光耀：我现在还在写。

记者：听说日记出版时删掉了若干字。

徐光耀：我要求我骂人丑化人的地方，不要印出去，他们谨遵我这个提议，把一些骂人的话损人的话得罪人的话，大概删去不少。还有一部分，还在。

文学的脚步

记者：你十三岁就当了小八路，但并不是一开始就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抗战胜利前也写过些东西，比如《不让你喝》。但真正迈开文学创作的脚步，是在解放战争开始以后，1946年上了华北联合大学以后。

徐光耀：当时我在军分区当兵，军分区就在辛集驻扎，经过上级批准，我插班进入到联大文学系。我为什么插班呢，联大原来住在张家口，傅作义派了一个骑兵旅一下子偷袭占了张北，我们的部队机关赶紧从张家口撤退，联大到了辛集。我以前是写报告文学、通信、战斗小品的，不知道文学是什么，我对文学的基本了解、文学的学养是在联大形成的。

在栾城、藁城这一带经常跟敌人交火。华北联大文学系的同学们就出了一个组要到部队去体验生活，让我也去了，因为我是从部队到联大的，对部队的生活比较熟悉。在部队前线体验生活的时候，我感觉落后的战士经过战斗的历练成长了，我想着写一篇小稿，在连队里的墙报上发表，鼓舞当时战士们的士气，结果写的比较长，我就带回学校了。带回学校我就寄给了冀中导报。

记者：这篇小稿就是你的处女作，1947年春天在冀中导报发表的短篇小说《周玉章》。

徐光耀：冀中导报当时是冀中行署的机关报，在冀中来说是最高一级的报纸了。冀中导报的副刊编辑萧殷，后来到联大文学系当教师了，萧殷看了我这个《周玉章》之后呢，他很感动，他就在发表的时候写了一段按语，说这篇文章是从生活出发，是有形象，有生活，有血有肉的，不是概念化的作品。这篇文章在我们文学系至少是比较震动，大家觉得我写了一篇好的作品，我的这篇作品在华北联大立了一功。

从这篇作品起，我还写了几篇小说，有的在冀中导报上发表过，写得不算好，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但是呢，在华北联合大学八个月的学习中间，我得了很大很大的益处。

贺敬之和艾青

记者：说起来，对徐老一生影响最大的还是丁玲和陈企霞，他们的影响不限于文学创作，当然，还有其他一些师友……

徐光耀：我从一个土作家，从一个称不起作家的文学爱好者，成为一个作家，在文学上有所提高，有一些涵养和教养，实在是华北联大文学系打下的。

我所记得的，像贺敬之这样的又是诗人又是剧作家，给我们讲过大课，不光文学系一个系听，文艺学院的所有系的学生都要听。贺敬之讲的是民歌，他现身说法，怎么搜集民歌的，怎么样接近群众的，怎么从群众里头把民歌挖出来……而且他唱民歌，唱陕北民歌特别好，我在文章里写过一句话，贺敬之唱的陕北民歌信天游我听了以后，再听不到味道这么浓厚的陕北民歌。

另外就是艾青。艾青对我帮助很大，他是个很细致的人，他访问过郭兰英，郭兰英是个女歌唱家，是旧剧团里一个戏子。郭兰英把她一生的苦楚都告诉了她，但是他没有写郭兰英的诗，他留下两句话，他说：郭兰英在旧社会是前台的艺术家，后台的奴隶。艾青在很小的细节上也不放过……

新中国第一部长篇小说诞生记

徐光耀：从联大毕业之后，我经过了一次土地改革，就在石家庄周围。

记者：就在今天的鹿泉。那之后你又回到联大。

徐光耀：联大那时候已经搬到正定城。回到联大后，部队向联大要干部，就把我分配到部队，我在华北野战部队第六纵队当军报编辑，就投入到解放战争，打保北战役。后来打太原、张家口，这些战役我都参加了。在部队夜间行军的时候——那时我们部队作战都是隐蔽的，都是夜间行军，夜间行军是不许说话的，一走一宿，走百八十里地，在这百八十里地中间呢，人们不许说话，就是跟着走，我自己忽然有个想法，应该在这个夜行军的过程，我想到了写抗日战争中最残酷的一段斗争。

记者：这就是你开始创作《平原烈火》的动因。

徐光耀：我们这个兵团是杨成武二十兵团，在打下张家口，打下太原，打下大同以后，要参加解放大西北，要开到新疆去的，后来是因为国民党垮台很快，新中国要成立了，新中国的首都中央已经预定在北平——那时候就叫北平，就让二十兵团从前线退下来，保卫将来的首都北平。

我在兵团里面编报，报纸叫战场报，我是主力编辑之一。到了天津，当天就能看到人民日报，当天就可以看见天津日报，战场报还有没有必要办下去，领导在犹豫，通知我们暂时报纸不要办了，等待上级的命令。我估计了一下，这中间至少我得等十天，我就想这十天非常宝贵，就开始写《平原烈火》了。我知道十天写不成，我先把这个工作干起来，写到几万字，那时候再分配我工作就可以向上级请假，说我已经在写长篇，请给我一些创作假，我就有事实根据了。结果把我从战场报分配到兵团的新华分社当记者，那时候兵团有个新华分社，我跟宣传部长就说了我现在写开长篇小说，已经写了好几万字，要停下它很可惜，请再给我两三个月，让我把这部作品完成。当时兵团批给我半个月，说你半个月时间把它写完，我就用这半个月继续写作，半个月实际上写不完，大概我用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把《平原烈火》的草稿写出来了，这是我真正从事文学迈出的第一大步。

华北军区在北京开秋季运动会，二十兵团派我当记者到大会上去采访，我就带着《平原烈火》的草稿到北京找文艺报的副主编陈企霞——他是我在华北联大文学系的老师，我对他非常熟悉，他也看重我这个学生。我把《平原烈火》交给他，我说陈企霞同志，我冒着险写了一本《平原烈火》，这是一堆材料，请你看看能不能成为一篇作品，你给我提提意见。他说你放下吧。我放下这个草稿就去运动会当记者，结果察北——察哈尔省的北部发现了一种鼠疫，大型会议都不开了，运动会就地疏散，我交给陈企霞稿子后第三天，就跑去找他，我说企霞同志，察北闹鼠疫了，我们大会散了，请你把稿子还给我。陈企霞说你的稿子我已经看完了，我很惊异，就说三天时间就把我的稿子看完了？陈企霞说我不仅把稿子看完了，还觉得写得很好，你回去修改一下交给我，我给你想法子出版。这使我非常意外，我觉得这一堆草稿就是些材料，是我写抗日战场经历的重要材料，我绝对没想到要出版，他说要出版吓了我一跳，我说那一堆草稿能出版？他说我不给你开玩笑啊，你有什么困难你说。我说部队可能不给我时间创作，请你写封信给我们宣传部长。陈企霞认识我们的宣传部长，给我写了一封信，说徐光耀有一篇小说写的不错，请给他时间再改一改。我就拿了这封信回了宣传部又请了一个月的假，我在这一个月内又改了改。《平原烈火》初稿的主要缺陷是军民关系写得不够强，写得不动人，不够深入，不深刻，要在这些方面再加强。我改完之后就交给了陈企霞，当时他正在编写文艺建设丛书，他将《平原烈火》放在文艺建设丛书里面，作为丛书中的一本出版。开始出版是在三联书店，三联书店在旧社会很有名声的，是进步的左翼的出版社。第一版1950年出版。1951年,《平原烈火》转移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一直到现在。

记者：一直以为《平原烈火》内容七分历史，三分虚构，仔细查对好多地名都是有据可循的。

徐光耀：百分之九十是生活里面直接来的，百分之十是我的虚构，所以我给它取得名字是长篇通讯报告，我没有把它当做小说来看待。但是，新中国才成立，在群众中间、老百姓中间共产党的威望非常非常高，那时候大家都喜欢共产党，都欢迎共产党，都愿意接近共产党，写共产党打日本的长篇小说，《平原烈火》是第一本，群众很喜欢看，出版了一版又一版，当时的影响是比较大的。有些中学、大学就邀请我去讲《平原烈火》的创作经过，讲《平原烈火》所反映的生活，我对讲抗日是很有兴趣的，我主要就给他们讲抗日的一些故事。

再上战场

记者:1950年，《平原烈火》出版，这一年，中央文学研究所也创办了，所长是丁玲。

徐光耀:我没有见过丁玲，陈企霞向丁玲介绍过我，说过我的名字，而且说徐光耀是《平原烈火》的作者。丁玲也喜欢《平原烈火》，因为是解放区来的一个作家，所以她很高兴。

记者:你申请上了文学研究所。

徐光耀:我在中央文学研究所学习了两年，听了好多专家学者的报告。中央文学研究所没有专职的教师，都是随时从社会上挑最著名的、最有影响力的学者教授来讲课，周扬、冯雪峰、郑振铎这些人都给我们讲过课。在中央文学研究所我的文学教养又上升了一大步，这是我的幸运。我从一个土八路到中央文学研究所毕业，说夸张一点，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作家，可以说是一个二三流的作家。在中央文学研究所毕业之后，我因为是从部队送去的学员，又让我回到所属的部队——华北军区创作组，里面有胡可、杜烽，还有张志民。

在文学研究所学习的时候，朝鲜战争已经爆发了。我的爱人就在志愿军里面当兵。我要求去朝鲜战场体验生活，我说我当了几十年的兵，经过抗日战争，经过解放战争，朝鲜战争是第一次打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主义，这个战争是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的战争，我要去体验这一次战争，这段历史我不熟的话，我以后没法写解放军了。我立志要写一辈子的解放军，所以我就要求去抗美援朝。我在朝鲜前线十个月，至少有八九个月的时间在战壕里头，在火线的最前沿。

我想写一些反映抗美援朝的小说，但是当时发起一个社会主义运动的高潮，就是农村普遍办互助合作社。中央文件里屡次提到合作社是我们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桥梁，是必经之路，我想到自己是农民出身，要是不懂得合作化运动，我以后写兵的时候也写不好，因为我们的兵都是农民出身。我又要求去办合作社，组织很快就批准了，1953年我就下到了我的家乡雄县。

记者：就在现在的雄安新区。

徐光耀：在雄县三年，办了两年半的合作社，这给了我很多生活上的锻炼和教育。剩下的半年，我去了饶阳县耿长锁合作社和定县一个很有名的合作社，吕玉兰的家乡也去了，去取经。然后在1955年的冬天，我结束这段生活，回到了北京。

从河北回到北京，下边的故事，有点不好说，但是我说了，你听了，你们用不着，删，用不着的去掉，就行……

最喜欢的和最看重的

记者：纵观徐老的文学创作，还有两部作品最为特殊，也最为人注目和熟悉。上世纪六十年代，《小兵张嘎》的成功，对你来说堪称一场及时雨，让身处逆境，处在人生低谷的你饱尝创作的喜悦，得到了一次艺术上的释放。而上世纪九十年代出版的《昨夜西风凋碧树》，更是一种人文精神的抒写，具有思想史的价值。

徐光耀：我最喜爱的个人作品是《小兵张嘎》，我最看重的一部作品是《昨夜西风凋碧树》。

我退休之后，写了《昨夜西风凋碧树》。这个作品酝酿了很久，我1997年才完成。这里面总结了很多的历史经验，总结了很多教训，也涉及了很多人，我对这些人有批评，有褒奖。才七八万字的一篇小文章，大概涉及一百多人。这篇文章当时很轰动，在《长城》发表以后，《长城》立马就卖完了，后来又新印了一批，又很快卖完了。而且全国著名的理论家们，像柳萌、邓友梅、陈建功等都写了文章，来为我的这篇文章“吹捧”。《长城》紧接着就是以这些“吹捧”的文章又编了一期。这是我心里面所喜欢的。

可以让人提到嘴边的我个人的作品，一个是《平原烈火》，一个是《小兵张嘎》，一个是《昨夜西风凋碧树》。《昨夜西风凋碧树》不仅震动了文艺界，也震动了思想界……

（对话由刘学斤、毛雨禾根据录音整理，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