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下都文物之美
文物是承载历史讯息，蕴含智慧与创新，反映情感与精神的集合体。那一件件饱经沧桑的文物，诉说的是一个个“寻找回来的世界”。燕下都遗址内数以万计的文物，是燕国昔日辉煌、燕文化魅力的见证，更是无数匠心独运、巧夺天工燕国先民们的情感寄托。精良的兵器装备、瑰丽的青铜器、绚烂的金银饰件、恢弘的陶礼器以及多彩的瓦当等，无不给人以震撼，让人而不得不叹服于燕国先民的高超技艺和对美的非凡追求。
蜚声中外的大型铜铺首、铜人、铜象灯以及楼阙形铜方饰等等，都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
铺首是大门上的环形饰物，多为兽首衔环之状。此件铺首由浮雕和透雕的饕餮(传说中的龙的第五子，是想象中的十分贪吃的怪兽)、蟠龙、凤、蛇等8只珍禽异兽构成，并辅以羽纹和卷云纹。铺首形体巨大，装饰华美，重达21.5公斤，尽显威严的王者之气，应是燕下都宫殿上的所用之物。
站立式铜人，表情丰富、发型清晰、衣着精细，是研究我国战国时期服饰文化的重要实物资料。而铜象灯，塑造了一头背负圆盘的大象形象，整体造型古朴敦厚，兼具实用与美观。
楼阙形铜方饰，更是一件叹为观止的艺术佳作。表现内容丰富而传神。以圆雕与浮雕的技艺，展现出气势不凡的楼阁结构。楼中主人端坐中央，眺望远方，周围分工不同的奴仆侍奉，刻画栩栩如生，而装饰的飞禽、动物、怪兽等形象，又使整件作品极富神韵。这件奇思巧构的作品不仅再现了当时贵族宴饮享乐的生活场景，而且也显示了我国战国时期楼阙建筑的高超技艺。
燕下都出土的众多陶器中，成组的大型陶礼器引人注目。我国商周时期为维护奴隶制统治秩序，制定了森严的等级差别制度，而一些用于祭祀和宴饮的器物，被赋予特殊的意义，所谓“藏礼于器”，成为礼制的体现，而这类器物被称为“青铜礼器”。燕下都著名的仿自青铜礼器的“九鼎八簋”巨型陶器，造型浑厚大方，鼎与簋、敦厚与灵巧相得益彰。如果将这些体型巨大排列有序的陶礼器陈列一处，一种气势恢宏、绚丽夺目之气扑面而来。而另一件实用器物陶水管，其制作之精巧，令人惊叹几千年前燕人的聪明才智。陶水管管头独具匠心，塑造为虎头形象，虎头的双耳竖立，怒目圆睁，鼻梁挺直，虎口大张，恰好形成出水口，在实用的基础上又尽显皇家气势不凡的艺术韵味。
燕下都遗址内出土的另一类代表性器物便是瓦当。瓦当俗称“瓦头或瓦挡”，是我国古建筑中屋檐最前端的一片瓦，具体来讲是筒形瓦顶端下垂的部分，而在这一方小小的空间内，燕国先民却创造出了丰富多彩的艺术天地。
燕下都瓦当中独树一帜的装饰性半圆形瓦当最具代表性，成为燕文化的一个重要符号。瓦当纹饰以兽面纹、山形纹、双龙纹最富特色。兽面纹瓦当，一般是当面饰一个兽面，纹饰对称，有的兽面双目上方、两侧还饰以双龙纹；有的兽面双目左右两侧、额头、口部饰以羽毛状纹；有的兽面周围环绕山峰形纹。而兽面还是那只贪吃的饕餮形象，面目狰狞而威严。山形纹瓦当，当面饰二重或三重山峦形状，有着极强的图案装饰意味。双龙纹瓦当则是当面饰对称的双龙，龙身蜷曲细尾上扬，双角相触前腿相抵，动感十足。燕下都这种独特装饰风格的瓦当，在山东、京津、内蒙古东部乃至辽西等地区均有发现，是燕文化影响远播的一个佐证。
燕下都历史之谜
尽管经扎实有效的燕下都考古工作，揭示出这座四面环水、城内水网密布且政治、经济和手工业极为发达的宏伟国都的位置、形制和文化内涵，但是围绕燕下都的诸多历史谜团依然扑朔迷离，千百年来为无数文人墨客、学者专家所津津乐道，使得这座古城更加令人神往。
“黄金台”之谜
重温燕国的辉煌历史，燕国最为显赫的君主燕昭王与成就了其英名的“黄金台”，最为引人瞩目。诗仙李白曾描述“黄金台”的盛况：“燕昭延郭隗，遂筑黄金台，剧辛方赵至，邹衍复齐来……”鲍造《放歌行》：“岂伊白碧赐，将起黄金台。”元代《南城咏古》诗十六首：“落日燕城下，高台草树秋。千金何足惜，一士固难求……”除了文学描述外，史籍中也有零星记载，《战国策·赵策》和《史记》分别记载：“(燕昭)王为隗筑宫而师之……”、“改筑宫而师之。”无论是文学作品还是历史记载都讲述了燕昭王为了振兴燕国，采纳郭隗的建议，拜郭隗为师，听郭隗讲“千金买马骨”的故事，并为其修筑了一座崇台，经常来此受业，在崇台上置千金，广招天下贤士。因此，“黄金台”就成为燕昭王求贤若渴、礼贤下士之所。成语“请自隗始”即来源于此。这段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千古佳话，世代传诵。
寻找“黄金台”就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由于没有考古上的佐证，众说纷纭，一说是定兴陈村的“金台陈村”，一说是燕下都内的“张公台”，一说武阳城就是黄金台，称为“大金台”，一说是满城县东10公里处的“金台”。还有学者直言“黄金台”不应在燕下都一带而应在燕上都蓟。如此多的“金台”着实令人迷惑。实际上，如果我们不拘泥于寻找“黄金台”的具体位置，换一种思路或许其就不成为谜了。“黄金台”是因燕昭王礼贤下士，不拘一格招人才的德政而名扬天下，这种美德为历代所赞誉和传诵，文人墨客难免附会演绎，故而会出现诸多的“金台”，但它们都是“礼贤下士”美德的载体，寄托着人们的美好希望。其实，最初的“黄金台”已无从考证了。
“人头墩”之谜
所谓的“人头墩”就是考古队员在燕下都城南发现的人头骨丛葬遗迹。在燕下都城南的解村，有14个高约10米、直径达几十米的圆形夯土墩台，它们呈规律性排列，大约每隔60米至100米一座。据当地村民讲，他们经常在附近发现人头骨遗骸。后经科学的考古发掘证实此地为埋葬人头骨的一处遗迹，被称为“人头骨丛葬墓”(俗称“人头墩”)。考古队员们发现，在此出土的部分人头骨上有明显的砍杀痕迹，有的头骨上还插有青铜箭头。经考古专家鉴定，推断出这些人头骨大多都是20岁至30岁的青壮年男性的头盖骨。考古学家粗略推算出这14座“人头墩”里，大概埋葬了三四万颗人头骨。如此触目惊心的累累白骨从何而来，他们又是什么人，成为考古学者们亟须解开的一个历史谜团。
从事燕下都考古工作数十年的资深考古专家石永士先生对此有过深入的研究。他认为这是当时战败者的丛葬墓，它们的埋葬年代与战国中期燕国的某一政治事件或军事事件有关。查阅历史资料可以发现，燕王哙(公元前320-公元前312年)听信了鹿毛寿的建议，将王位禅让给国相子之，招致太子平和将军市被的反对，燕国国内发生了动乱。“构难数月，死者数万，众人恫恐，百姓离志”。石先生指出，14个土丘定位于战国中期后段(即公元前351年至公元前300年)，在这50年里，燕国、赵国和齐国曾发生过军事争端，但都没有死亡万名将士的记载，而却发现“人头墩”丛葬墓中人头骨的数量和有史料记载的燕国的这次内乱——— “子之之乱”的死亡人数不谋而合。在内乱中死亡的人遵循了“献首封祭”制(史载战国时期的一种制度)，将首级葬于此。因此，这些人头骨实物恰恰佐证了当时的“献首封祭”制，也是对这种制度进行研究的珍贵资料。
然而，有学者对此提出异议，认为14座“人头墩”应该是“敌国首级”，它与“乐毅伐齐之战事有关”。其推断14座“人头墩”为“京观”(当时一种惯例制度，战争结束后，将战败一方阵亡者的尸体堆积在大路两侧，覆土夯实，形成“京观”，亦称“武军”，以炫耀武功)。具体来说就是公元前284年乐毅伐齐大胜时从战场带回的齐军首级堆葬地，而且从考古出土的人头骨堆放和测定上看，它们是被简单堆放在一起的，且有明显的战争创伤和夯实过的痕迹。但是这种说法存在诸多疑点：首先，死亡人数和战争时间存在偏差；其次，在人头骨丛葬墓中还夹杂有燕国人墓葬，有悖常理。因此，从目前的考古发现与文献相印证来看，石永士先生的观点更为合理。
“荆轲壮别地”之谜
“太子丹送荆轲出国门，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上，荆轲作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高渐离击筑，宋意和之。荆轲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荆轲于是升车而去，终已不顾。”这就是《战国策·燕策》为我们记录下的荆轲易水壮别的一幕，也定格了这位侠士所铸就的燕赵慷慨悲歌的精神。
萧寒易水古今流，荆轲壮别知何处？考古学者对此也多莫衷一是。北魏学者在记载故临易城(今易县)风物时称，“荆轲送别之地疑于此也”；而唐代史家在《史记正义》解，燕太子丹送别荆轲之地，“在幽州归义县界”（即今燕下都城北）；也有学者称，相传在南易水之阴有一个荆轲壮别之地；还有学者认为是《战国策》中记载的“祖泽”，而“祖泽”位于今安新、容城、雄县一带。西晋文豪左思在《魏都赋》中描写的白洋淀一带，与“祖泽”的古地理环境相近。文献记载粗略，使得“荆轲壮别地”成为谜团。其实，“荆轲壮别地”在何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那种矢志不渝、坚定意志、独立自存的侠士之气，那种将生死置之度外，成就有价值生命的“慷慨悲歌”，铸就了燕赵儿女之魂，使燕赵文化的独特气质为天下志士所仰慕。
走过了两千余年的燕下都，经过岁月的淘洗，风雨的剥蚀，只是褪去了昔日繁华，然而其古朴雄伟的古城墙，气势恢弘的古台基，依旧巍然伫立在易水之畔，任时光流逝，静静地诉说着往日的威严和曾经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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